《人民日报》2010年9月29日第23版发表国关院刘宏松博士文章《服务整体外交的重要方式》。文章认为，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从多个方面对我国整体外交起到了助推作用，首先，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作为民间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增进了基层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其次，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协议在地方层面的执行起到了信息提供和监督作用；再次，国际友好城市网络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寻求利益保护的渠道；最后，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推动了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合作治理。
（国关院）
附：原文
服务整体外交的重要方式
刘宏松
起初的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以人员互访作为主要的交流活动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加强对外联系，积极、主动地发展国际友好城市网络。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活动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经过30多年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国际友好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从以下多个方面对国家整体外交起到了助推作用。
1973年天津与日本神户结成国际友好城市，开启了我国地方政府开展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的大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平均每年建立41.5对国际友好城市。1992年以后，地方政府平均每年建立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达到了69.1对。截至目前，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369个城市与五大洲126个国家的394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216个城市建立了1717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首先，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作为民间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增进了基层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友好城市运动发端于二战后的法德和解进程。为消除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敌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法国和德国的城市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城市网络。随着友好城市运动的发展，友好城市交流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情感层面。但毋庸置疑的是，与过去一样，促进两地人民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是国际友好城市的基本功能。在我国的友好城市建设工作中，这一基本功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友好城市关系的广泛建立，使我国与外国人民之间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增多，使外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亲身感触的方式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
其次，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协议在地方层面的执行起到了信息提供和监督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需要在经济、环境、卫生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国家之间签署的国际合作协议往往需要在地方层面加以贯彻和执行。在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后，两个城市政府之间的互访交流增加，民众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更加频繁，这使得双方易于获取和积累关于国际协议在对方城市的执行情况的足够信息。因此，国际友好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机制起到了对地方政府在执行国际协议方面的信息提供和监督作用。由此看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的国际友好城市交流既加强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执行国际协议情况的了解，同时还向其他国家传递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国际协议的良好状况的信息。
再次，国际友好城市网络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寻求理解、合作的渠道。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急速增长，我国公民和企业的海外活动日益增多。根据《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入资金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入资金企业1.2万家，对外直接投入资金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2008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入资金者中，各省区市的投入资金者占了94.4%。我国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有如此之高的比重。对于这些地方企业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中国公民而言，国际友好城市网络所能起到的海外利益保护作用自然不容忽视。
最后，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国际友好城市关系，推动了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合作治理。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其中直接接壤的邻国有14个。为治理跨国公共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达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沿海、沿边省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国际友好城市关系网络，促进了相互之间就如何治理区域公共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和磋商，有助于各问题相关方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治理行动，从而使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更加富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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