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研讨会发言纪要与部分相关参考阅读资料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2-12-20浏览次数：15

本次研讨会如期成功举办，主要参加者是来自上外国关院与复旦国关院的老师与研究生，还有有多位未能与会、但提供书面评论的学者。讨论热烈超过预期，略有遗憾的是，当时未能作出完整笔录；作为弥补，会后邀请主要评论者提交了发言纪要。相信我们的工作在以后会更为完善。以下是主要评论纪要，以及未与会学者的书面评论，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有一点简单的研究资料索引，可供了解与我们主题相关的有趣学术现象与问题。

马骏(上外国关院教师):

在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外敌往往不是“存在”的，而是“建构”出来的。

听了华翔的报告，我感到有些悲哀。我忽然发现，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居然近乎空白。我想了一下，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研究兴趣的问题。平时对这段历史关注不够。责任显然在自己。还有就是内地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可能存在较大问题。一是研究水准低下，一是人为干扰的问题。对于这段历史，在我们这里一直存在两个解释体系――近现代史和革命史。两个解释体系在价值上和方法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使得它们对于某些基本史实的描述、理解和解释都可能截然不同。某些原本很清楚明了的历史问题因此变得复杂起来了，变得不那么容易讲清楚了，变得不那么能够被讲清楚了。

就华翔的这篇报告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我的总的感觉是报告人先设定一个核心结论，然后根据这个核心结论去寻找历史的证据。我们姑且搁置对这种研究进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判断。观念先行，以论带史这样一种方法可能会影响到研究人员对某些史实的感知和解读。这里还存在一个如何处理那些与自己的观念不相吻合的史实的问题，换句话说，是怎样看待和处理那些对自己不那么有利的历史证据的问题。

报告将抗日战争置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核心地位。这里有两个问题。从逻辑上看，中国如果未曾经历抗战，是否能进入现代国家，中国建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认同，是否必定需要一个外敌，尤其是是否必定需要经历大规模的、全面的对外战争。从历史上看，在抗战爆发前，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自发的、自足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动力。依照我的理解，传统的刺激－反应模式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这一解释模式是存在严重缺陷的。

我不太能讲清楚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但我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后，在经历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支内在的，推动中国朝着现代民族国家行列前进的强大动力。研究这段历史，要给予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公正而准确的定位，要给予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的激励和推动下的对外交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国民革命有明确的民族解放的宗旨。大革命背景下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具有收回权益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收回权益，通过收回权益来教育、动员和组织民众，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现象，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必定要经历的一个伟大的历史阶段。这些行动及其动机显然只能放在现代政治而不是传统政治的范畴内来理解。

刘宏松(上外国关院教师):

中国从“天下无外”到“内政－外交二元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个过程。一个是中国国家身份的形成，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另一个则是中国从传统的“天下无外”秩序观转变为接受现代国际体系主权观的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才发生的突变。中国近代的知识精英在鸦片战争后初步形成快乐民族自强意识，在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高涨，并积极向普通民众进行宣传和灌输。对这一过程作一描述非常必要，但文章没有做这一工作。就第二个过程而言，在最初的中西交往中，中西双方出现了因外交观念的不同而发生了“游戏规则”上的冲撞，这在马戈尔尼访华事件中有所体现。西方在最初愿意与中国按主权规则交往，但中国却以“天下无外”的观念对待西方。而在西方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中国发现按照主权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开始逐步接受这一观念。而此时的西方却认为中国属于“文明国家”意外的国度，不能享受“文明国家”内部的游戏规则。为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一方面从外交礼仪、外交体制和法律手段等方面寻求接轨，希望以最合适的交往方式谋求更多的礼仪；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也在国家力量建设方面不懈努力，希望藉此获得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对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的贡献的确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抗日战争是否就是唯一的契机，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俞沂暄(复旦国关院教师):

一、主题是写中国现代外交的出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说开始于哪一个点或完成于哪一个点，但是可以分辨出对转型有重要意义或者决定意义的某些事件。在我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和总理衙门设立是这样的事件，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是这样的事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是这样的事件，抗日战争也是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不同，具体的历史语境也不同，当事人对它们的理解可能也与今天殊异，但是都推动了中国建立现代外交。

如果我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你文章的表述就需要修改，不能让人以为只有到抗日战争，中国才算是有了现代外交，否则人家会问，那些晚清民国的外交制度和努力都不算外交吗？就算是欧洲，现代外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随意性、私人性的残留到了19世纪中期还存在。我觉得你是要说明中国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对西方外交制度和国际法的引进，民国时期又有了一批比较精干的职业外交官，建立了西方式的制度，但是仅仅是制度的模仿并不是外交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部分。现代外交需要两个基本前提：内部的中央权威和外部的平等地位。这两点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中国都不存在，1895年以后，争取实现这两个条件都成为中国先知先觉者的自觉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给了中国实现真正现代外交的契机。

二、内部的中央权威，正如你说的，是统一的中央权威，是在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境下重建统一的政权；但是外部的平等地位，关键并不是敌友问题，而是主权问题，即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成为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政权和主权问题，在近代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盘根错节，又和中国的各种地方势力缠杂在一起，不论解决哪一面，都不可能不触动另一面。中国人一度确实曾想一起解决，体现在大革命北伐期间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行动中，但是失败了。但是失败并不能推翻政权和主权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这一判断，从我的观点来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除非彻底的革命行动，即彻底推翻一切既得利益和势力，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军阀的任务；而这样的彻底的革命行动未必是当事人承受和承担得起的。因此蒋介石背叛了革命，选择与现实妥协，利用既有的各种势力先去巩固政权，也就是自己的权力地位。实际上又走上了以夷制夷的老路。所以，并不是模糊了“内政―外交”的二元观，才“延缓了中国向现代外交的转型”，而是，中国要形成现代外交，必须在内政外交缠杂在一起的条件下开拓出现代意义的内政和外交领域，这种开拓必须极大地触及甚至推翻当时中国的利益和权力结构，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抗日战争加速了这一工作，尤其是抗日战争成为盟国反对轴心国的组成部分以后，问题变得明朗了：日本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是英美等大国的敌人，为了争取中国，英美放弃了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也是民国以来中国长久外交努力和民众运动的结果，抗战使之水到渠成），中国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了平等的国际地位；同时，抗日战争是中国国内各种势力同仇敌忾，也形成了重建国家统一的希望。抗战初期，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不叫抗战救国纲领，说明当政者对时局是很清醒的。因此抗战实际上解开了缠杂在一起的内外勾结问题的死结，使得政权和主权问题有可能一起解决。只是国民政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三、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例说明中国外交已经转型，不是很有说服力。正如第一点所说，中国形成现代外交很难找明确的节点，转型一直在进行，从晚清就开始转了，至于完成的时间，从法律层面讲，1943年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转型完成；从实际层面讲，1949年后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转型才完成。“攘外必先安内”失败的反例恰恰说明，在近代中国，攘外和安内是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政治力量如果以一方面的代价完成另一方面的任务，不但无法成功，反而给了反对者良好的反对理由。事实上，这一政策反而促使中国各界各派势力在抗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尽管许多势力的出发点只不过是反蒋。这也说明，中国现代外交转型成功的条件不是要明确内政-外交的二元模式，反而是要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考虑和解决。

四、有些具体提法还需要斟酌。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驻京，设立总理衙门并不说明外国把中国看作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而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它们在华的利益。因为不平等条约和现代国际关系主体地位是根本背离的。

关于田中奏折，我看的一本日本外交史上没有提，我在哪里好像看到过，说这个奏折好像不存在。但是我吃不准，你要用的话最好考证一下，我也要考证一下。

关于“国际社会”的提法，最好不要随意用，尤其是用在抗战时期。

蔡亮(复旦大学国关院06级博士生)

我个人比较同意华翔同学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即传统中国是一个“天子无外”、“天朝即天下”的“一统垂裳”式的国家，因此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中的那种外交模式在传统中国是无从谈起的。但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在不断受到列强侵略的同时，也逐渐被迫地被纳入主权国家体系。从那时起，中国也开始了所谓的外交的现代化，但这个过程是个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其中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巴黎和会等等，均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到了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到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保家卫国之责。因此，到了抗战的爆发，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即日本的侵华是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条件与契机，从那时起以“内政―外交”二元观为基础的现代外交开始形成。

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格局有个比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天下涵盖着“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西方则如同“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相对西方从分裂意识出发的强调“自我”（One）与“他者”（the Other）的区别，中华天子是承天而治，因此九州万方、亿兆生民悉数是天子的臣民，因此“天子无外”也。这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天下主义，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呈现则是“朝贡体系”。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中华为中心，以“礼”为规范的强调等级秩序但和谐的国际体系。

近代以降，中国外交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按照华翔的观点这个临界点是抗战时期。这并不代表之后中国的外交模式完全是现代化的，传统的因素还是存在的。但关于有些同学所谓的建国后中共在划界过程中让度了过多领土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传统中国缺乏疆界概念在外交行为中的一种残余的这种观点，个人不敢苟同。其原因有三，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未跟周边国家以平等的形式，明确地划定过边界。那么原来的所谓“边界”实际上即是习惯线，这只能作为划界时依照的一条基准，但不能等同为已有边界。如果真是明确了边界，则连划界谈判也就不需要了；其次，由于边民相互的流动，有些边境地区很难说清是属于何国，加之近代以降英俄法等国制造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在很多地方犬牙交错。因此在新中国与这些国家划界之际，很多情况下是兼顾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照顾了边界的现实状况与对方国家的情感的。比如中缅划界时，中国就坚持不承认所谓“1941年线”，并收回了片马等地，同时也应缅甸的要求将一些有争议的土地划给了对方；第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上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围堵，之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国际上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加之周边国家或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或对中国怀有戒备等等，一时间周边局势十分紧张。因此通过在划界过程中的一些让步对安抚周边国家，杜绝有些国家借领土问题挑起事端，稳定周边局势等是大有裨益的，更重要的是这是出于全国大局的一种考量，因此认为这是中国缺乏明确领土主权概念的说法，实在有所偏颇。

最后，个人十分同意中国外交的现代化进程速度远大于国内政治这一说法，但至于当下的中国是否已经完全转变成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式的国家，还是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等等，这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个人在此就不加赘言。谢谢！

蒲晓宇老师:

1，中国这段外交史，涉及到国际关系中许多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现代主权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展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如果有时间和机会，你可以再加入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就中国史论中国。比如：敌友划分与现代主权国家的问题，西方思想家CARL SCHMITT就有专门的论述, SCHIMITT的思想现在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当然加不加理论、加多少，也取决于你这篇文章的目的和读者面：是历史？政策还是国关理论？

2，如果讲以史为鉴，有两个问题还需更明确：1）中国现在的外交核心问题是什么？2）历史的具体启示是什么？我觉得你对历史过程有详细的梳理，但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表述比较简略。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你文章的主要目的。

3，我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近代中国是在分清敌友的过程中建构主权国家，当前中国外交的大目标是如果是融入国际社会（比如按秦亚青的解释）。那么，一个新的挑战和问题来了：不仅要分清敌友，更要如何化敌为友？这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是可能的？
4，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如何看代其中华帝国时代的遗产？传统思想的的天下体系，要批判其中的不平等差序思想，也要继承其讲和谐的因素等等。如何处理民族国际利益和普世性理相的关系？是否可能？等等

王学东老师:

看了你的论文，我的感觉是你所关心的问题不是国际关系博士生的命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题，是一种普世关怀。如果就即将发表的文章而言，我有以下几点参考意见：

第一，你在界定现代外交时候，没有必要过多在春秋战国上打笔仗，一个注释或者带过就可以了。

第二，你中间部分我有不赞同的地方，我记得不是曾经送你一本我翻译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吗？《国家与社会革命》，你可以参考看看作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看法。实际上中国近代面临着身份改变与认同的问题：国度与国度之间的关系认同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认同。之前的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第三，我感觉你中间部分论述的东西面散，东西多，而结论却没有完全不意思表达出来。

周宗根老师:

一、分析架构与论文过程

政权危机

主权危机

内政-外交”二元观

现代外交的定义

缺乏规范分析。从现代外交定义导出内政―外交二元观，感觉缺乏规范分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预设。从内政外交二元观导出政权危机与主权危机，也缺乏相应的规范分析，论文更多的是在表述，而非论述某一种观点。

论文中有关领袖魅力―群众运动等政治动员模式等非常突兀，几乎没有论述。空穴来风式的观点与结论也显示论文的分析架构不严谨，可能设计分析架构时必须选择一些更细的概念。

经验分析首先，论文给人的感觉是根据“政权危机”、“主权危机”的观点来再叙述历史，鲜有论述。因而一些观点与结论非常突兀，如1931年内政―外交二元观基本成型。既然将之作为一个节点，就必须揭示其一些独特性。其次，论文对于一些特定的时段，采取选择性的忽略，如“同治中兴”、民元至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1927-1930国民政府初期。这些阶段与其分析模式或多或少有些龃龉。

二、观点评析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政治危机的几个层次，其中就有政权危机与共同体危机【记忆如此，翻了一下，找不到。不能肯定是这本书】。共同体危机有主权危机有很大的不同。在民初，共同体危机是指民国继承清的版图遗产，蒙藏等边疆地区原来效忠于清皇室，对北京政府缺乏认同。因此，它更多的是指向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非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所谓主权危机是指成为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一员，其内涵更多的指向主权独立。不论是共同体危机还是主权危机，都是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遭遇的课题。所谓大一统与现代外交，其区别在于民族国家。因此，对于论文主题的讨论绕不开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如南宋时期的“元民族主义”或葛兆光所言之“中国意识”。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考察，参照葛兆光、罗志田的相关论述。

三、史料与史实

论文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究竟是在中国革命史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范畴内讨论现代外交转型。从全文来看，应该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范畴内来讨论问题。但是一些革命史专门术语/概念如“阶级”、新民主主义等，凭空出现，造成了讨论平台的混淆。这与作者所掌握的史料与史实密切相关。

作者对史实的叙述主要来源于摘录史家的叙述与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论文中引述的史书主要是1930-40年代以及1980-90年代两个阶段。换言之，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较新的研究成果的掌握有限。由此影响其对历史的认知。例如在论文中占重要地位的对“攘外安内”的叙述，由于没有掌握最新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日妥协、对内强硬的认知层面，其实蒋介石在“绝不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以及“剿共”的同时，也在四川、湖南等内地进行战争准备，建设国防基地（主要是通过丁文江、翁文灏等知识精英组织的“设计委员会”进行），这对支撑后来的抗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样，由于史实叙述主要来自引述，没有接触具体史料，因此很容易陷入“引用的陷阱”，不能跳出引述而展开自己的评析，因此观点被史家绑架，人云亦云。通观全文，作者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没有自己的认知，随波逐流，其根源即在此。

建议直接阅读一些基础史料，如“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总之，论文严谨度不足，鲜有创见。

张绍铎(上外国关院教师):

1、论文视野宽广，旁征博引。

2、所引资料多为二手资料，缺少第一手的资料。从外交史研究的角度看，不免有些缺憾。

3、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观点等融于一炉，是否有相互矛盾之处，请斟酌。

4、主要论点究竟如何区别于蒋廷黻等人的观点，似乎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下。

5、关于日本侵华与近代意义上“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间的关系，应该已经有很多研究。外部压力促进内部的统一，nation-state的形成，然后才有近代外交的完善。应该并不是新观点。

5、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归为“天子无外”的表现形式，似乎有些牵强，请斟酌。

6、文末的“启示”似乎认为近代外交的转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窃以为虽然毛泽东的革命外交中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中共自身革命的影响。陈兼、张曙光等人对此有研究。

部分相关参考阅读资料

本目录索引,并非完整参考,由部分评论者提供,中间会有些有趣的学术现象,以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