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一届中国伦理与国际事务论文研讨会“中国发展与国际道义”会议摘要

 

 

2008年10月18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论文研讨会，会议参加者以学界青年博士为主，论辩坦率，学术功力亦且不凡。发言摘要如下：

 

 开幕辞（熊文驰　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负责人暨研讨会发起人）：

2008年对于中国是太富有意味了，刚刚过去的这大半年，已经集中向中国人展示了近二十年来世界政治局势极其复杂的一面，虽然许多事情还在发展变化当中，但确定无疑的是，它宣告中国重又开始深刻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当代中国已被世界推向了风口浪尖，我们期待伟大的政治行动。伟大的行动需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在中国走在世界前台之际，毁誉俱至，名实淆乱，道义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的负担。

我们发起伦理与国际事务的研究与讨论，旨在讲出中国国际道义。第一届研讨主题，也是伦理与国际事务系列研讨的大主题，我把它表述为“中国发展与国际道义”（“Rising China & International Daoyi”）。这里设置了两点争议。一是“中国发展”，我们没有加上通常“和平”一词，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没有侵略过谁，但世界主流意见并不以为中国发展是和平友好的，再重复千万遍，亦恐无能消除此类尖刻的无端批评，那些现实主义者眼里只有“Rising China”与所谓的威胁；“和平”一词又往往被等同于“不要战争”，无疑这将大大限制中国面对复杂世界形势做出选择，关于战争和平，一句中国老话概括殆尽，“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需要的是深刻理解战争，不是消极放弃战争。二是“国际道义”，多译作“International Justice”或“International Morality”，我们都没有取用，仅写作“International Daoyi”，以引起特别关注，强调区分中国文化背景的“道义”与源于西方的“正义”或“道德”，这些概念在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局限与偏颇。对这两点，我们期待大家有激烈的批评与反驳。

今天研讨的参加者都非常年轻，但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实力派精英，学术功力无可置疑，提交的论文已足以证明，并且我们相信，诸位的年轻锐气将使今天的论辩更为激动人心。

 

 

专场一：中国国际道义与国际政治哲学：

 

 简军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中欧之间一直以来的紧密政治经贸关系，近年来遭到一些双边或国内问题（如西藏问题，贸易问题、非洲问题）的挑战，中欧关系正进入复杂变化时期。从欧盟规范扩散的外交政策角度来看，以及考虑到最近中欧关系的变化，我们应重新评估现有战略伙伴关系，并致力于符合实际的21世纪新的双边关系，为此至少应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更多致力于建设国际新秩序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范畴当中，双方意识形态矛盾将获得更多的缓解机会，并且要加强双方统一和合作，超越狭隘双边关系与短期利益冲突，超越意识形态等双边问题。

其次，公开承认彼此间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差异。扩大共识而非突出意识形态差异将是深化双边关系的明智之举，例如共同主张加强联合国权威、突出多边主义的国际问题解决方法、尊重人权等等，双方应寻求更多的共有价值和理念。

第三，建设中层对话机制，加强危机管理与双边合作。目前双方具有中欧首脑会议、每年两次的人权对话和亚欧会议等高层机制，但缺乏常规性的中层机制，这种全面的伙伴关系是无法实际管理和运作的。并且鉴于双方冲突日益增多的趋势，包括由中国和欧盟官员共同组成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就显得更加重要。

 讨论摘要：

发言人没有提到，欧盟现在特别重视规范力量的原因，中欧之间现有的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其外部原因都有哪些？这些应该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把欧盟作为主语来展开论述，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讲明，在这种超国家结构当中，偏好各异的成员国能否、以及如何达成一致行动。（刘宏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今年上半年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与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价值观或规范问题是中国与欧盟关系深入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值得深入讨论，论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如果如作者所言，欧盟坚持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扩张，而中国坚持自己“内向的例外主义”做法，那么这将会为未来新的中欧关系带来什么？如何能够期待一种全新的中欧关系？（丁韶彬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开盛（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我们并不打算否认国家利益，事实上，在缺乏中央权威的世界政治当中，坚持国家利益原则是有其正面作用的。国家及其政府，作为国内人民的在国际上的代表者，其利益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也代表其人民利益的实现。特别是考虑到，除了国家之外，人民目前还无法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替代者。与以前的王朝利益相比，坚持国家利益也可能更能维护国内人民的安全与福利。

但是历史与现实也一再证明，不受限制的国家利益原则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内可能并不总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的许多行动将会损害国内民众的合法利益，对外则与他国利益处于无穷无尽的冲突之中，最终两败俱伤。

为了避免这种困境，笔者提出两个方面的伦理性规定，对内强调国家利益要以人为目的，对外则强调把国家利益追求纳入正当利益的轨道之内。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仍是我们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特别是政治家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建构主义曾有名言：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事实上，国际社会现有的伦理规范（尽管仍然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也是国家自身造就的，如果我们有足够意愿决心与行动能力，就完全能够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再造一个更多和谐、更少冲突的伦理世界。

 讨论摘要：

 人和国家，谁是国际关系终极关怀的目标？是否有伪命题成分？最终应是人，但在整个演进中，在民族国家中，最终是国家，国家又为谁而建？载体不同，不是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等，不可以把人与国家对立，可以指责的是以国家为旗号，以国家利益为托辞，来扭曲国际关系的终极关怀。（张永义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在正当国家利益与国际干涉问题上，对一国的干涉，大多国家以为对的，但不合国际法，那么这种干涉是否符合发动干涉国的正当利益？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国际行为正当性何以确定？这个太难了，尤其是标准不一，你以为正当的，未必其他人就认同啊。（王日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在现代国家的意义上谈伦理，问题很大，借用黑格尔的讲法，如果现代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其伦理性又何在？（齐义虎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刘　丰（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在对现实主义理论作合理的认识和评估时，我们需要对思想史的进一步深入挖掘，找回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科学化浪潮中抛弃的合理成分，对此加以重新审视与整合。我们发现，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并没有无视道德因素的作用，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分裂，或者主张权力优先于道德，或者坚持道德与权力并重。那么，如何调节这种分裂？众多的思想家认为审慎（prudence）是道德与权力的折中之桥。不管是把审慎直接赋予道德性者，还是谋求通过自然法的具体化过程中把审慎升华为道德者；不管是理性主义者，还是反思理性主义者，最终殊途同归，都把审慎原则奉为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

我们认为，就理论价值来说，对审慎原则的重新发掘，对于加深我们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认知，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与道德关系的再认识，对于政治家责任的关注，都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就现实意义来说，对审慎原则的思考，对于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成长中价值诉求的定位，对于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外交战略的规划与选择，对于“明智的利益”和“慎用的权力”的遵循，有着重要的启示。对于相应学术研究亦有重要启示：政治思想史纵贯几千年，横跨迥异的文化传统，积聚了人类最睿智的智慧，这是国际关系理论来源的营养宝库，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根基。在追踪学术前沿的同时，对积淀深厚的政治思想进行整理和创新，对于年轻的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尤显重要。

 讨论摘要：

有三点评论。一，审慎原则在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没有讨论，但它是现实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实践智慧，古典思想资源对此推崇备至且论述精详，在今天讨论审慎原则，视野就延伸到了现代范围之外，扩展到古典与现代的整个视域当中；二，审慎原则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把我们的思考从单纯的理论层面延伸到现实的政治过程，许多纯粹属于理论逻辑的无谓争论，一旦放到现实政治实践当中就不再成其为问题，或者是一个可轻易解决的问题。三、讨论审慎原则，理论关注点自然就落到大国以及大国领导人身上，唯有这样的国家与关键的人物才真正体现审慎原则的大用处。（熊文驰）

 刚才有评论者说，研究审慎原则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把许多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放到实践中来做，但问题是，实践操作的难度也非常大。在具体的情景中，如何运用审慎原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什么样的行为符合节制的原则呢？是落井下石火中取栗，还是伸手援助？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目标又该如何通过审慎原来实现呢？（陈琪　《国际政治科学》）

 熊文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民主和平论”是一个老问题，但我们对它的处理并不算完成了，尤其最近“普林斯顿计划”与“民主同盟”的出现，提醒我们对此要作彻底的清理。“民主和平论”者通过经验史例实证的手段，虽然不尽严密，获得了相当的理论影响力与巨大的政治宣传效果；许多现实主义者与之展开反驳与再反驳，但最终双方相持并陷入这一经验论证与反驳的泥潭当中，“民主和平论”作为一个或然命题依然成立。

对此我们指出摆脱泥潭最好办法，就是强调战争状态这个关键。显然，“民主和平论”的诸多所谓“和平事实”丝毫没有缓和现代世界的战争状态。“民主和平论”在经验论证之外的理论分析，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制造了一个逻辑上非常曲折的命题，即民主国家虽然对其它国家好战，但彼此间却不好战；但这一命题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而且也没有抓住世界和平问题的要点。民主和平命题最终依然要回到“民主国家不好与所有国家开战”上来，必须紧紧围绕民主本身的问题谈论世界和平，并且必须超越现实主义，消除“战争状态”，证明民主国家普遍地不偏向于战争与对外扩张。但民主和平论者绝大多数都认同了民主国家集团对其之外的国家有正当的权利去干涉乃至战争，这无疑是在加剧世界的战争状态，正如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也指出的，大量国际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和平的理论与相关国际行为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

最后要完成对民主和平的批评，至少还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康德是否就是民主和平论者所列谱系中的自由派，现代“民主和平论”是否严格而准确继承了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民主政治是否就是和平的政治，或者本质上依然是与所有政治过程一样，是火与剑的残酷斗争过程？关乎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否是意义更为广阔的“现代国家”，而与是否实行民主制没有必然关系？

 讨论摘要：

 首先，民主和平论对因果机理的分析与解释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更多地是对现象的描述，因此它是一种极不成熟的理论。其次，一种“理论”在理论形态上的不成熟，并不构成该“理论”的根本缺陷。理论的社会功能是帮助我们进行解释与预测。在大航海时代，欧洲的海员知道，吃柠檬与防治坏血病之间有因果关系。虽然限于医学发展水平，当时的人们还了解维生素C缺乏导致坏血病的科学原理。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与此相类似，无法奢望达致自然科学那种严格的科学化程度。依据此类粗陋的“理论”，我们还是有可能做出相当有效的解释与预测――你得了坏血病，因为你没吃柠檬；如果你吃了柠檬，你就有可能不得坏血病。第三，发言人主要从逻辑和事实两个方面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批驳。照我的理解，民主和平论恰恰由于在理论形态上极不严密与完善，可以不断地设置辅助假设来保护它那个核心假设，因此很难在逻辑上对其进行有效的批驳。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尴尬是经验事实的匮乏。由于国际关系是典型的小数目事件，因此，正如同很难依凭事实对民主和平论进行强有力的证明，也很难通过事实对其做出强有力的否证。照我的理解，民主和平论的一个比较致命的缺陷是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华尔兹所谓的还原理论的错误。它试图从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这样一个单位层面的属性，直接得出“民主国家间不相互开战”这样系统层面的结论，中间缺乏一个有效的过渡环节。事实上，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好战与否，与战争几率的高低之间，与战争是否爆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上的现象。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一个假想，如果有谁真地尝试要拯救民主和平论的话，一个可能有效的路径就是将它由目前的还原理论发展成为体系理论。换句话说，民主和平论的出路是将其立论的基础由单位层面的民主国家的特性，转向体系层面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社会的特性。换句话说，民主和平论无须证明民主国家不好战，而必须能够证明，在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社会内，国家间彼此发生战争的低几率。就此而言，民主和平论的关于规范约束的论述，而不是关于制度约束的论述，有可能为其预留了进一步发展演变的知识资源。

（马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接上面谈粗糙理论与实用性。柠檬治病论之所以还有实用性，是因为粗糙理论中包藏了真正原因，但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若不含有真正原因，或者含有的是相反原因，那又如何可能正确？民主和平论在加剧整个世界的集团分化与紧张局势，正如所承认的，民主集团可以向非民主国家开战，这如何又会产生世界和平？其次，如果讲民主国家共同体内有更多和平，那么我们大可不必局限在民主，一般同质性的共同体彼冲突的机率当然更少，解决方法上更少诉诸战争，比如儒家文化共同体，伊斯兰国家共同体等等，民主和平论就应该换作“共同体和平论”。（熊文驰）

 补充一点，民主和平论其实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雄心勃勃。民主和平论强调在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内部战争的低几率，其实是以全球范围内的战争状态为逻辑前提的，以非民主国家的存在为条件的。说起共同体，异己的他者的存在，对于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的生发与维系，是至关重要的。（马骏）

 现在谈论利益与伦理道德，似乎总是相对立而言，但这是个误区。中国古人讲，义者，利之和也，讲物质利益而得其所，就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否则讲所谓的纯粹道德，是要死人的。所有共和国中的公民都具有独立人格，但现在民主和平论中的公民则只是沉默的大众。

关于民主和平论，其论说认为，因为民主制下民众能真正影响国家政策，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现代代议民主已使公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要说民主使得公民真正参与了现代国家决策，那不过是一个政治笑话。

（华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康德与民主和平是否有实质关联？康德其实讲的是共和和平论，并不是民主和平论，与民主和平是没有关系的。（黄宇兴）

 关于康德与民主和平的关系，说一点关系没有，倒也不至于，但其间的关系并不如民主和平论所自称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讲吧，康德与民主和平有关，但说他就支持了民主和平论，那是歪曲。有关的地方在于，民主和平强调的民主体制宽泛地包括民选议会、宪法等举凡现代认为民主的一切政治制度，康德讲的倒非常明确，就是公民的政治体制必须是共和制，他这是区别于专制而言的，议行合一的全民民主在他看来也还是专制，一投票就有多数对少数的专制，因此他要求全民民主立法，再议行分立，即要有高于一切人与所有行政机构之上的宪法。康德的要求当然可以算是民主制范围内的，所有他与民主和平有关。但他谈不上就支持了民主和平，他的共和制是作为手段，以达到“一切人自己为自己立法”，但立的什么法，就跟共和或民主无关了；当然他要谈实践理性与道德法则，这才能立下不好战的宪法。这些当然是民主和平论完全没有的。康德与民主和平的关系问题，还是要一点点理清楚的。（熊文驰）

民主和平即使成立，但其逆命题并不成立啊，就算民主可以和平，但和平不必要就必须是民主，但作为意识形态应用时，我看就变成了要和平就必须民主，必须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这都是极荒唐的。（齐义虎）

 左希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道德和权力之间的张力是国际政治长久以来的一个难题，如何在两者之间取舍困扰着国际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家来说，在其制定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但是，政治家不同于理论家：在现实中，面对不同的政治情势，政治家可能审时度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可以在权力和道德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我的探讨重点是大国崛起中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政治能力。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其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度扩张，把国家推向灾难，从而打断崛起的过程。所以政治家秉持何种战略，这对崛起的结果殊为关键。就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家秉持明智的战略，这对国家顺利通过"奥古斯都门槛"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需要保持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在国内层面控制民众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国内的纠纷外溢到国际社会。在国际层面上，政治家则应该引导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同时保持自我克制，通过战略学习积累经验和教训。

随着中国的成长，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必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和难题，如何既能保证中国的成长顺利，又能处理好与他国的关系，这对政治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探讨大国崛起中的政治家责任，这对发展中的中国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怎样处理同国际社会的关系也提供了一定的指示。特别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这一点对中国大战略的谋划有着重要的启示。

 张　旺（淮阴师范学院政治学系）

国际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有多种形式，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有比较明显的普遍主义色彩，而现实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特殊主义。但通过对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关系伦理的意义，并借此厘清国际伦理的可能性及限度。与此同时，在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构建一种适合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伦理。

今天，人类社会面临近代以来一次相当大的转型，这一全球化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甚至主导。许多以普遍主义旗帜出现的全球化秩序本身打上了特殊主义利益的烙印。对于许多后发展的国家而言，某些痛苦乃至动荡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痛苦与动荡面前，一个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区分全球化进程与全球化秩序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分。既不可天真地以为在普遍主义旗帜下的所有政策都是地地道道的普遍主义货色，也不可以一种过分消极的心态看待所有新的价值和趋势，拒绝全球化与自由化浪潮中的有益成分。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伦理。

 宣兴章（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康德永久和平的理想是基督教末世论的世俗化，其中诸多观念根植于启蒙时代的理想――在地上实现天城。康德运用自然目的论将自由、理性以及道德理想国等观念注入其中，形成了一种道德的神学。究其实质，康德所讨论的并非是现实的和平，而是理想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在历史终结之时实现世界的伦理共同体。

康德永久和平论包含了深刻地改造世界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等之中。世界之中只有一部分处于法律之下的，是有秩序的，另一部分则是法外的、无秩序的，甚至是邪恶的。消灭这种分裂的方式就是征服――文化上的或者是事实上的，将上帝的法外世界纳入上帝的律法世界之中。这种思维之下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吗？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仍然是一个高度异质的世界，每个国家面对的问题有着空前的复杂性与空前的多样性，不可能统一在某一种信仰之下。西方政治哲学只能从恒定不变的抽象原则出发理解世界，将某种政体作为唯一的标准，视某种理想是全人类的、普世的价值，视不同政体与价值为异类，这种排他性的文化主体性，必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的处理方式要优越得多，中国古代哲学不认为变动的东西是全然不好的，因而不从绝对不变的抽象原则出发，在此类问题面前，我们满可以充分考虑中国“礼治”传统对现代刚性“法治”做法的补充作用。

专场二：中国传统国际伦理与现代世界

 

 黄宇兴／陈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国际政治科学》）

 

春秋时期的干涉多为大国所发动，而且追求物质利益的干涉多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干涉，防御性干涉多于进攻性的干涉；尽管华夏诸邦之间的干涉在许多时候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宗法制度不能想当然地被看作是支撑春秋时期国际干涉的合法性基础。在《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中，基于实力出发的干涉占了大多数，这意味着强国干涉弱国，大国干涉小国，大国不仅享受了干涉别国带来的好处，也相应承担了干涉的责任和风险。

古今不同在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可以由权威组织（例如，安理会）的授权而被合法化。在春秋时期，缺少国际公认的权威，周天子既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没有众望所归的号召力；而霸主则既不能垄断暴力和对权威的普遍性认同，又不能垄断规则制定权。这种不同意味着，当今的国家因为存在着权威机构可以进行干涉合法性判定，已经不完全是由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逻辑来支配了。

春秋时期的干涉促进了国家思考主权的边界，导致国际关系等级规范向平等规范转化。这与当代国际关系干涉的作用恰恰相反；其次，在春秋时期，统治者的权力受到的制约较小，干涉方更为关心干涉的成本和收益，即干涉之后目标方的政权稳定程度、目标方与本国的关系以及不进行干涉可能带来的更大损失。

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干涉的几乎所有论述无不是从现代主权国家的经验研究中得来的。这种经验研究上的偏见不仅造成简单地将理论结果套用于“中国事实”上的风险，而且使这些论断自身的科学性受到严重削弱。春秋时期丰富的国际干涉现象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空间，可以成为学者探讨干涉这一国际关系中重要现象的宝贵经验基础与思想资源。

 王日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运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和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各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给我们展开一幅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不同于民族关系史的新画卷。通过观察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迁，我们发现，西方国际政治学中权力分配决定体系结构的理论并不能完整解释中国先秦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历史，而道义观念才是决定中国历史上体系变迁的主要因素。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王权已经衰落并大大弱小于霸权国家，然而，这些霸权国家不仅没有因为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重建国际体系，相反，正是这些霸权国家用实力维持了周王权的统治，从而使得西周时期的霸权体系得以延续并在春秋时期维持了大约300年的时间。春秋到战国时期，国际体系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变迁，由西周春秋时期的霸权体系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而这种观念转变的实质就是周王权道义失范及其由此带来关于新旧道义准则的争论和重建道义示范的竞争。

两周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留下的深刻启示：体系的变迁与大国兴衰相伴，与大国的兴衰与其国家道义形象相关；春秋时期道义观念的认同导致了体系的稳定，也使得春秋时期的国际战争及其烈度大大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道义观念不仅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同时也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新的选择。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能否完成，有赖于中国能否超越西方提出一种新的道义准则和规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朱中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尝试对中国原典进行解读的国内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先秦人士对国际政治许多问题的本质都有所揭示，但缺少科学系统性。诸多学者关注中国国际政治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其合理性部分，修正其中的不足，从而构建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国际政治理论。而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现代化的问题其实又涉及到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视角问题。我们认为，需要首先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哲学家的特点做出一些说明，才能更有利于学界的相关努力。

中国无疑具有独特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略于方法组织”而讲求微言大义。因此中国的古典哲学，在论证及说明方面比欧洲和印度哲学比较逊色。且中国哲学家多注重内圣外王之道，惟有那些不能举帝王之业、推行圣人之道的失意者方才不得已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及哲学家的这种特点，注定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建中国学派时不可能将中国原典简单地现代化即付诸应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根源发自欧洲，包括古希腊、罗马及基督教的宗教学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的模式亦应如是――所需要者不仅仅是对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现代化，更需要在对古代国际政治思想做深入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撷取其精神的内质或一个视角，结合历史和当今的国际政治实践，做创新性的理论构建，而不是简单的要点罗列或与西方理论的比较。当然，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徐建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和平崛起之说既可能因为过于强调“和平”的内涵而成为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从而再次耽误了中国的发展，也可能过于强调崛起的内涵而将“和平”作为一种掩饰从而最终不能避免大国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又陷入现实主义。孔子低调之天下主义，经过适当的现代性转化，可能对克服这两种倾向很有助益。比如，儒家一直强调内政的文明是对外政策的基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西周、汉代、唐代之为中国历史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力和经济力强大，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制和文化也很有吸引力。依据儒家低调之天下主义，要想和平崛起，就得先努力“修文德”。

在历史上，儒学的复兴曾经带给中国以强大的文明，如秦火之后的汉代，如南北朝之后的隋唐，其兴盛分别于当时儒家的复兴有紧密的关系。但是深受思孟传统影响的儒家，有一种迈向高调理想主义的危险，而荀子一系的儒学，又有明显的专制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复兴儒学，必须使儒学回归为低调之天下政治理想主义，方能造福于中国、造福于天下。

 讨论摘要：（按：这一场评论与讨论，基本上围绕中国古代国际政治资源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方法，与单篇文章并不直接对应，所以就集中编排在一起）

 想先谈一点方法上的问题。《春秋》一书首先是经书，经史子集，名列首位，《左传》是对这部经书的解读传达。但主题发言人采用现代统计方法，就完全把这部书当作资料汇编，同等看待一切文字，殊不知这些文字是经过特别修订后放在这里的，是用来传达特殊意义的，绝非一般价值中立的客观史实。并且由于传统经书的用意在于贬，意在以史为鉴，孔子笔削《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在编集反面教材，所以《春秋》一书多无义战，但这显然不是历史事实的全部，仅仅采用此类反面事例，得出的当然不能算是可靠的客观结论，这样的做法不能说是理解了中国“史”的特定意义。

干涉资格问题：《春秋》与《左传》谈到干涉，更多要讲的是干涉的资格问题，并且是否有资格干涉与爵位无关，公侯伯子男，爵位有高低，但国家地位同等，同属低周子一级的诸侯国。读中国传统论著，就应首先深入这个传统，深识经史子集之别，得其微言大义；仅仅统计一点不加甄别的所谓史料，很容易错失传统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齐义虎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干涉的资格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并妨碍对春期时期国家间干涉现象的研究。这篇文章力图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不同资格主题之间会发生干涉，比如爵位低的诸侯国能够正当地干涉爵位高的诸侯？这体现了当时何种的国际体系规范及其变化模？此外，通过研究春秋时期有记载的干涉事件，我们想探讨为什么有的干涉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如何对此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力图透视通过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但这并不是要去做史学家和文字学家做的细致的考证。实际上，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我们更愿意朋友们对我们在具体干涉案例运用上的错误。（陈琪）

 在今天研究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会有许多问题，主权、大国、霸权等现代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总难契合。比如王霸之辨，霸者，辅王政者也。结中原以抗夷狄，此尊王攘夷之功也；霸者，诸侯之长者，结诸侯以辩是非，仲裁之事也。然，王政以礼乐定制，血亲宗法为据，天理名分已定。然礼乐衰退，宗法难继，霸者以力辅王政，故所谓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非今日民族国家以权力界定自身国家利益之谓也。单纯强大只是强暴，荀子所谓王、霸、强当中的强暴之国。所谓春秋时代重王轻霸，并非就是说王比霸要好，霸是不能妄求称王的，它只能为一方之伯，齐桓下拜受胙与楚庄王问鼎的典故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等等这些问题无不表明，我们是不能以现代概念简单附会中国传统思想的，要深入细仔探究，方能得其精要。

 读古代书，还是要一点考据的，霸为方伯，并非就是今天霸权，强国并不仅力量强大，而是内政外交只有强暴，缺乏道义。

诸子与儒家经典关系问题很重要，现在许多研究重点看诸子间的分歧，但也许看其共性更为重要，若着重从历史看，从三代到春秋秦汉，诸子则同出一源，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华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关于春秋时代是否有相同于现在的国际关系，这一点现代有许多学者已有相关解释，我亦主张有性质上相同于现在的国际关系。王霸之辨实为古代重要命题，并不简单是现代的发明。六经皆史，对此我很同意。但就方法问题，我想并不就是单纯回归古代这么简单吧，否则清末一批传统读书人应该早就完成了，不用拖到今天。从研究的功用来讲，现在研究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有许多借鉴，许多案例就很有启发。（朱中博）

  中国古代思想现代化的问题很紧迫，存在的问题也很大。许多时候我们甚至感觉无法古今对接。（李开盛）

 许多源于西方的概念若直接用在中国古代，就会把许多关键的东西模糊掉，比如自然状态或说无政府状态，用在春秋战国就很不恰当。这些源于西方的概念若要使用，就必须先正本清源，先用西方政治与哲学的学问来批判一番才行。不能拿油彩来随便涂抹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宣兴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自然状态用在春秋时代确实不妥。春秋最多称“华夷杂处”，其中“中国”这一块为“礼崩乐坏”，所以古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华夷之辨与重建礼乐。相比较而言，自然状态表示的是一个零起点，一切创制有待展开，当然不存在先有而如今坏了的礼乐，所以它的问题是创制主权国家的政治法律状态，如果要讲春秋自然状态，除非你要创制一个普遍的政治法律状态。笼统地讲春秋时代自然状态似乎也可以，但这样就把问题特质模糊掉了，说得极端一点，那就用不着非要谈春秋战国，我们谈一谈古代希腊城邦时代就足够了，那又何必一定要谈中国呢。学术确实应该严谨。

刚才有几位针对现在谈中国古代总出现辞不达意的情况，提到一种常见建议，即先用一种外国人听得懂的方式与语汇讲述中国传统，之后再慢慢寻求恰当的方法要传统讲准确。在我看来，这样做好像是可行的，我们总不能让传统资源就此活活憋死在茶壶里嘛。但严格讲来这样的做法并不可行。这种建议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我们老是感觉一讲中国古代就讲不太明白，但相比较而言，讲西方，由古代到今天，从前到后都非常的顺当，希腊讲现实主义，今天一样照讲。看来我们是忘记了，在西方近代的开端处，他们一样面临讲述古代而辞不达意的情况，所以有文艺复兴，这才把因中世纪隔断的古今两个时代打通。说到底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要求一个打通古今的文艺复兴，任何绕道而行的办法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要一场文艺复兴。而且今天我们讲传统，并不能说是为了讲给外国人听，好像我们自己已经懂透了，只是外国朋友由于语言的缘固还没有懂。我们真正做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去读懂传统中国，完全是现代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该说，今天研究古代国际政治资源，是要用最精当的语汇去捕捉古典最精深的意蕴。捕捉到了，并且讲出来今天的中国人都听得明白了，任务才算完成。（熊文驰）

 闭幕致辞（熊文驰）

一天的讨论非常激动人心，许多的论辩已接近于“肉搏”，作为组织者，我们要想的就是这种效果，非常感谢大家的青春坦率与论辩激情。

在开幕时我提到，我们研讨的宗旨是讲出中国的国际道义，但我们并不急于用这个题目赶制一篇命题作文，也就是说，并不能以为我们喊出了几个道义口号，提几条行为规则，国际道义就有了；现实也表明，此前的类似做法达不到想要的目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以此为主题，做一个大的相关的、深度的研究，用最扎实的理论研究，探讨真正有说服力的国际道义学说。如果我们能够用真正强大的理论征服最严谨最一流的头脑，那么我们才算是成功了。空头口号就留给各类媒体吧，我们学者用不着浪费这样的时间。

为此，我想讲出我们的研究规划，以供学界同仁批判。总体上分两部分，一是基础研究，一是应用研究。即：

基础研究：

国际政治哲学与当代世界

中国传统国际政治伦理与现代世界

应用研究：

中国国际行动与道义问题

大国、国际组织与伦理规范

伦理与经济全球化

普遍伦理与全球性问题

想附加说明的是，应用研究当包括所有涉及到国际伦理的国际事务，以上分为四类，是暂列的类别，仅供参考，大家尽可以补充修改。

从我们第一届研讨来看，比较偏重于基础研究，这大概也与我本人有关，在约请学者时不自觉地偏向于此。从今天来看，应该说大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发展势头非常好。相比之下，应用研究就相当的欠缺，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相关论文，但总体上质量欠佳。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是相当弱的。应用研究是重要的，尤其在我们国际关系学界，谈国际伦理，不能结合国际实际事务，就有太严重的缺限了。应用型的经验研究是难做的，除了读书的工夫，还要相关经验与积累，尤其相关物质性条件。应该说，基础与应用两项研究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才是我们想要的最后结果。愿诸君携手一道，为此共同努力。

 

附注：会议优秀论文全文将在2009结集正式出版，敬请关注。

 

文明的冲突？――规范视角下的中欧关系

简军波

【内容提要】最近两年中欧关系的摩擦表明，在全新的成熟的双边关系形成之前，中欧关系正进入相当复杂和变化的时期。基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国际环境的急速变化，欧盟正改变其对华政策。本文试图从“规范”（norms）的角度，考察欧盟对外关系政策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应，并进一步阐述中欧之间潜在的意识形态冲突，为中欧未来伙伴关系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欧关系　规范　意识形态冲突

Title：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Sino-EU relations　in the normative view

By Dr. Jian Junbo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kept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its predecessor, the Community (EC). Nonetheless, some friction rapidly emerges between these two sides recent two years, involving in the filed of trade as well as politics after the new round election of the EU member states’ leaders. However, the bilater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was still highly stressed by both sides when those friction and debates continued. It shows Sino-EU relation has come into an especially sophisticated and changing period before a new mature bilateral relation 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it, this article mainly exams present Sino-EU relation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 norms. It hypothesizes that the EU and its members have the strong willing to expand its norm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yet China will not accept to be normalized by Europe, which will be the background of Sino-EU relations at present and in foreseeable future.

Key words: Sino-EU relations norms clash of ideology

 

国家利益的伦理之维

李开盛

【内容提要】对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现实主义者而言，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坐标，道德因素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甚至是必须作为非理性因素而予以排斥。但在实践中，运用这种国家利益原则常常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对内层面，国家利益没有体现多数国民的利益甚至严重伤害国民利益；对外层面，对国家利益的过度追求结果加剧了外部冲突，从而导致对国家利益的更大损害。尽管许多现实主义者强调在利益问题上也要谨慎从事，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其本国利益至上的逻辑决定了他们至多暂时缓和、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一困境。为了避免这种国际政治的悲剧，本文试图从伦理的角度重新思考和界定国家利益，为应对国家利益原则困境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关键词】国家利益；伦理；人的利益；正当利益

Title: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By Dr. LI Kai-sheng

Abstract: In the eyes of many IR scholars especially realists, national interests are the guide of national behaviors and the ethics are counted for little even considered to be excluded as a　non-rational factor. But in reality this principle of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 is usually run into the dilemma in which national interests are not the convergence of, even conflict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most civil interests in home and the unending pursuing national interests results in the more conflicts and more dam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a. Although many realists emphasize the prudence, they will only mitigate not eliminate the dilemma at most because of the logic of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 in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For avoiding this tragedy, this article will re-think and re-defined national interests from the ethical view, which may be offer another way to deal with the national interests dilemma.

Key words：national interests; ethic; civil interests; just interests

 

国际政治中的审慎原则――思想源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刘丰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知识积累离不开价值支撑，也不可缺少道德关怀。本文通过对政治思想史中审慎原则的挖掘，首先提出了这一原则国际政治中三个核心内涵，包括适度、理性和节制等。其次，分析了审慎原则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的理论启示：国际政治是一个复杂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科，审慎原则是国家的最高道德，以及政治家的责任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民众的福祉。最后，本文论述了重新挖掘审慎原则的现实指导意义：就理论层面来说，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理论化会有所裨益；就现实层面来说，有利于指导崛起中的中国更好地追求国家利益。

【关键词】审慎  国家道德  权力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Title: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ources of Though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By Dr. Liu Feng

Abstract: In th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needs values and morals to support. In this article, we rediscover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from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Firstly, we find that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has three core components, which are moderation, reason and abstention. Secondly,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enlightens us with three theoretical revelations: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lso dominated by complexity,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is the state’s highest moral,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man is to ensure security of the state and to maintain the welfare for his people. At las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guideline of the prudence. So we hold the idea that the rediscovery of principle of prudence has great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ly, it will enhance the degree of theor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bject. Practically, it will steer rising China to pursue her national interest much better.

Key words：Prudence  international morality  realism  idealism

 

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熊文驰

【内容提要】“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特别制造的命题，与美国对外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相合。在理解“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民主和平事实只是特别制造的结果，但在经验事实层面的反驳与再反驳却只会陷入论证泥潭，民主和平依然可以作为或然命题存在；跳出泥潭的办法就是紧扣“战争状态”这一要点，检验民主国家是否加剧或者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而不再是纠缠于实际战争。在强调民主国家只有在彼此之间才不好战时，“民主和平论”其实就应完整表达为“同样好战的民主国家对同类却不好战”，但这是个逻辑不严密的矛盾，所谓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的理由都不足以真正证明这样矛盾的命题。最终“民主和平论”依然必须证明“民主国家不好与所有国家开战”这一普遍命题。至于这一普遍命题是否成立，本文最后提出尚要继续研究的三个问题。

【关键词】民主和平　战争状态　现实主义

Title:　Democratic Peace and the General War State: review on the debate between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and realism

By Dr. Xiong Wenchi

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we could get exciting inspirations from its debate with realism, whi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peace history and empirical examples are trumped-up. Unfortunately, by the similar empirical method we could not falsify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mpletely; our research tells that it is a problematic one. By the wise of Kant and Rawls, we find a new practicable falsification to take the concept of State of War as a touchstone and examine whether the main democratic nations have intensifie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or ease the tensions. The definite answer by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is that intensification is possible, as generally alleged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would and has the rights to attack on other non-democratic ones, which may serve the purpose of democratic group peace, but will harm the peace of the whole world absolutely. So we should say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could never be right until it has demonstrated democratic nations to be non-aggressive to all others, not only to democratic ones.

Key words: democratic peace 　state of war  realism

 

永久和平的天城――康德国际政治哲学批判

宣兴章

【内容提要】康德永久和平的理想是基督教末世论的世俗化，其中诸多观念根植于启蒙时代的理想――在地上实现天城。康德运用自然目的论将自由、理性以及道德理想国等观念注入其中，形成了一种道德的神学，新教的哲学。究其实质，康德所讨论的并非是现实的和平，而是理想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在历史终结之时实现世界的伦理共同体。这种追求和平的哲学看似是温和的，实际内含着激进的因素。

【关键词】康德 永久和平 基督教 末世论

Title: The Heavenly City of Perpetual Peace: a Critique to Emmanuel Ka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Dr. Xuan Xinzhang

Abstract: Emmanuel Kant’s ideal of perpetual peace, which is mostly rooted in the mirage of realizing Heavenly city in this world in Enlightenment Era, is actually the secularization of Christian eschatology. By combining the beliefs of freedom, ration, and moral republic, Kant formed a new moral theology and protestant philosophy. The essence of Kant’s philosophy is not the pursuit of realistic peace but Utopian perpetual peace, namely the cosmopolitan ethical commonwealth by the end of history. This pursuit of peace philosophy seems moderate but substantively radical.

Key words: Kant, Perpetual Peace, Christianism, Eschatology

 

大国成长中的政治家责任

左希迎

【内容摘要】政治家是重要的行为者，随着国际政治研究的深入，需要把政治家重新找回来。大国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就是过度扩张引起“崛起挫败”，而政治家秉持何种战略，这对成长的结果殊为关键。就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家秉持明智的战略，这对国家顺利通过“奥古斯都门槛”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需要保持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在国内层面控制民众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国内的纠纷外溢到国际社会。在国际层面上，政治家则应该引导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同时保持自我克制，通过战略学习积累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政治家；大国成长；奥古斯都门槛；适度原则；战略选择

Title: Rising power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man

By Zuo Xiying

Abstraction: Statesman is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ong with the research thorough, statesman should be brought back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verexpansion is the largest danger in the process of great power growth. So it is important for statesman to use wise strateg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prudence for statesman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y. In the internal level, statesman needs to control the common people's enthusiasm, desires and the conflicts among the interest groups. In the external level, it is the best choice for statesman to pursue enlightened interest and prudent power and keep strategic learning all the time.

 Keywords: Statesman  Overexpansion  Strategic Choice  Moderation

 

国际关系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以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为例

张 旺

【内容摘要】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伦理立场。世界主义将所有个人视为国际关系中正义的主体，认为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社群主义则把共同体看作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坚持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及其对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通过对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伦理的意义，并借此厘清国际伦理的可能性及限度。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伦理。

【关键词】  世界主义； 社群主义； 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 国际关系伦理

Title: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in International Eth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By Dr. zhang Wang

Abstract: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re two main international ethics in contemporary world. Cosmopolitanism wishes to go beyond traditional Westphalia ide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dvocates a kind of universal value based on individual beings, but it can’t overcome the possible ills of a utopia theory. Communitarianism emphasizes the moral standing of states, arguing that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an individual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membership and identity in a given community, bu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ularism and moral relativism tend to deny human universality. The controversy is regarded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ften described as the divide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Thes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indicate the 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cile the valuable insights that may be rescued from both positions in order to constitute overlapping moral consensus to regulate worl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osmopolitanism; communitarianism; universalism; particularism; international ethics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

黄宇兴  陈 琪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左传》的记载考察了春秋时期不同类型的国际干涉，指出维护宗法制度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发动干涉的目的；国际社会能逐渐提高对崛起国所发动的干涉的认同度，因此大国干涉不仅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国际责任。论文还分析了实力对比、干涉手段与干涉结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春秋时期频发的干涉行为对邦国关系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并提出了考察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春秋时期  《左传》  国际干涉

Title: Inter-state Intervention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A Study Based on Zuo’s Commentary (Zuo Zhuan).

By Dr. Chen Qi and Huang Yux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cerns about interstate intervention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s of Zuo’s Commentary. The authors argue that promoting the stability of interstate order c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as the essential motivations for states to intervene others. Along with the rising process of a state, it will gain more claims and associations of other states in the interstate system, when waging interventions against others. The authors also argue that both asymmetric powers between intervening parties and targets, and the degree of resort to force by the intervening parties are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explain outcomes of intervention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t that time. Moreover, the authors try to consider interstate norms related with intervention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Zuo’s Commentary, Inter-state Interventions;

 

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

王日华

【内容提要】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体系经历了从西周时期以周王朝为核心的单极霸权体系，春秋时期以周王朝和霸权大国为中心的二元霸权体系到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两周时期国际体系的转变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道义观念在体系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西周到春秋时期体系的霸权体系的稳定与维持反映了观念对体系稳定的基本作用，而春秋到战国时期体系的转变则是道义观念变迁的结果。

【关键词】道义  国际体系   春秋  战国

Title: Morality Ideas and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ese Experience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By Dr. Wang Rihua

Abstract: From the West Zhou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 Chinese System had experienced Zhou Dynasty oriented hegemonic system during the West Zhou Period; Zhou Dynasty and great powers oriented dualistic hegemonic system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multipolar system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during the Zhou Periods reflected the decisive effect of morality ideas for the system transition. The stability of hegemonic system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eflected the fundamental effect of ideas for the system, while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ctually was the result of morality ideas transition.

 Key words: Morality; International System;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 States

 

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资源――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朱中博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对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在王霸之辨、交邻之道、和平主义（非战）及其实现方式、自然状态及社会国家起源说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同时进一步对诸子书之外的先秦典籍如《春秋左传》、《战国策》、《大学》、《大戴礼记・朝事》等进行了重新解析与再认识。最后，本文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现代化的前景及如何构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提出了展望和建议。

【关键词】先秦典籍 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

Title: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book Pre-Qin Chinese Thoughts on Foreign Relations

Abstract: Based on Pre-Qin Chinese Thoughts on Foreign Rela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zhuzi (i.e. philosophers of the pre-Qin period) in terms of their view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ch include topics such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ood governance and tyrannical ruling, the principle of neighborhood foreign policy, pacifism and its realization, thoughts on the natural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Besides, this paper makes a new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s of pre-Qin period, (which were not written by zhuzi), such as Annals of Zuo, Polic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Great Learning, the article titled Governing Activities in Da Dai Mind.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ospec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ancient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wards some foresights of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hool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

Keywords:  Pre-Qin Chinese Thoughts on Foreign Relations Classics written in the era of pre-Qin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孔子之低调理想主义与当代世界政治

徐建新

【内容提要】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孔子是理想主义者，本文在界定高调理想主义与低调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将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学说论证为低调之天下政治理想主义。论证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康而不是大同、儒家不是泛道德主义者而是坚持仁义与既有政制礼俗的互溶、儒家具有丰富的责任伦理意识。并就孔子低调之天下主义对当代世界政治、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作了初步的论述。

【关键词】孔子、低调理想主义、世界政治

Title: Confucius moderate Id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By Dr. Xun Jianxin

Abstract：Modern scholars hold that Confucius is an idealis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adical idealism and moderate idealis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Confucian doctrine(especially Confucius' doctrine) is moderate idealism of "Tianxia(world)" politics: Confucius political ideal is “Xiaokang”, but not “Datong”; Confucius moral philosophy is not Pan-moralism; Confucius is rich in sense of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possible positive effect of Confucius’ moderate idealism to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

key words：Confucius、moderate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