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打开方式与当前研究举要

发布者:葛鑫鑫发布时间:2017-11-11浏览次数:

古希腊的三列桨座战船浮雕

英国历史学家圣科瓦(1910—2000)

法国语文学家、古典学家罗米莉(1913—2010)

伯罗奔尼撒战争全图


均资料图片

修昔底德头像,现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经过Robert B. Strassler重新制作的克劳利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熊文驰


修昔底德从未提出,甚至反对提出任何两强必有一战这类普遍断言,全书并非可以简化为一个两强争霸问题,比如波斯帝国就曾作为第三方直接左右最后战局,历史也并非就此终结,暂得胜利的斯巴达很快就面临科林斯之战、雅典再次海上联盟、底比斯称霸希腊等等。兴废存亡百年事,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何汲汲于某某一战?更何况比附猜测极易出错,更易误导。我们更应该以研究代替猜测,深读、通读修昔底德,受益于其政治理解力,以有所洞察于当世。

修昔底德从未提出,甚至反对提出任何两强必有一战这类普遍断言,全书并非可以简化为一个两强争霸问题,比如波斯帝国就曾作为第三方直接左右最后战局,历史也并非就此终结,暂得胜利的斯巴达很快就面临科林斯之战、雅典再次海上联盟、底比斯称霸希腊等等。兴废存亡百年事,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何汲汲于某某一战?更何况比附猜测极易出错,更易误导。我们更应该以研究代替猜测,深读、通读修昔底德,受益于其政治理解力,以有所洞察于当世。

修昔底德(Thucydides)这个名字,一般对于社会是个“冷门”,即使在大学里,也远不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那样常为学人所谈论,但新近几年因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热词,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忽然频频再现,其影响早已溢出学界,遍及政要,甚至百姓日常了。

事情的起因,源于人们开始谈论中美之间是否会有一战。或说,任何时候人们开始谈论世界最大两国彼此是否会有一场决战,都会重提修昔底德,因为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里,开篇就讨论古代希腊世界两强,雅典与斯巴达,彼此为何爆发一场霸权决战,这大约也是人类现存文献所见第一次研究这样的问题,并且他的深刻论断至今无人能及。那么重提修昔底德,有助于人们预测当今事态吗?

事实上,修昔底德从未直接提出,甚至反对提出“任何两强必有一战”这类普遍断言,至少在笔者看来如此。当然,他确实深入严密地论证了,雅典与斯巴达何以使得竞争局面一步步恶化,而终至于战争不可避免。更完整来看,全书并非可以简化为一个两强争霸问题,即使不提极大影响“世界形势”的其他强邦,诸如科林斯(Corinth)、阿尔戈斯(Argos)、叙拉古(Syracuse)等,单就波斯(Persia)而言,就绝对不可以忽略,正如我们所知,波斯是直接左右最后战局的第三方。更广阔来看,历史并非因这一战争而就戛然而止,斯巴达并非因公元前404年的胜利而从此一统天下,短短十年之后,这个战争赢家就得面临“科林斯之战”(公元前395—386年)——对手是波斯支持下的雅典、科林斯、底比斯与阿尔戈斯联军;三十年不到,雅典重又组建海上联盟(公元前378年);再短短几年,希腊霸权则暂归底比斯(公元前371—362年),更不必提后来那为人所熟知的马其顿崛起与亚历山大征服世界。

兴废存亡百年事,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何汲汲于某某一战?更何况,简单比附并试图猜测某战结局,极易出错,更易误导。我们更应该以研究代替猜测,深读、通读修昔底德,扫除浅薄与虚妄,努力借助他的政治理解力,来对当世有所洞察,这才是更为有益的。

为便于共学共进,笔者不揣孤陋,就当前修昔底德研究试作以下文献举要。分五类依次简述:1、文本与评注; 2、历史与书写;3、历史问题研究;4、国际政治研究;5、政治哲学研究。

文本与评注

研究先是读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英译本选择上,简明晓畅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首推华纳本(Rex Warner,1954),这也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的依据(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在现有中译本里也最为流畅)。讲究字句对应,务求曲尽原文的,史密斯本(Charles F. Smith,Leob,1919)可为翘楚。语言精炼传神,且早已列为经典的,则数克劳利本(Richard Crawley,1874),刚好我们也有相应中译本(徐松岩译,上海世纪出版公司,2012年)。克劳利本更有突出优点是,演讲辞精炼华美,铿锵有力,至今未遇敌手;并且这个译本被重新制作(The Landmark Thucydides,Free Press,1996),除有词句、注释、页边年代与书后附录等改进或增录,最为独一无二的是配有大量精细地图,几乎全书中出现的每一个地名都可以找到对应位置,这对于清楚抓住整个战争过程,再合适不过了。以上译本,对于初读全书的人应该够用。

此外另一名声很大,且是现代西方语言第一个完整译本的,出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629),有新校订本可用(David Grene ed.,1959),但在此并不推荐初期使用,近四百年前的英语不易读懂,对于深入研究才是不可缺少的参考。另有几种新译可供选译,比如拉铁摩本(Steven Lattimore,1998)、哈蒙德本(Martin Hammond,2009)以及迈诺特本(Jeremy Mynott,2013)。就英译本而言,虽未尽举,以上数种已当绰绰有余。

若有人远不满足于此,则可进一步研习古希腊文,求之于牛津古典文本(Historiae,H. S. Jones ed.,Oxford Classical Texts,1942)以及最可参考的两种评注:葛默(A.W. Gomme)等人相继编著的五卷本《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1945—1981),重于史实考辨;霍恩布勒尔(S. Hornblower)独著三卷本《修昔底德评注》(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1991—2008),则兼顾文本与史实的讨论,每涉重要问题,则精要述评既有研究,可谓集成之作。此外还有数种对单卷或若干卷的评注,为简便计,恕不尽举。

历史与书写

修昔底德虽然远不限于,但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探讨修昔底德的基础。打开文本,首先就碰到一个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的问题,他的写作属于哪一类?一方面史学史上,修昔底德以客观研究闻名,直到现代史家兰克依然对其称道备至。但另一方面,书中又有大量战争现场描述,尤其通篇的辩论或演说讲辞,这些是不是文艺式的再创作?书中虽以编年纪事,冬夏交替,但详略与次序显然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一方面他说雅典每年年末都有公共葬礼,但他只记载了战争第一年的这一次,以及伯里克利那篇演讲辞,之后历次则一概忽略;他又说城邦党争遍及希腊,但他只对科西拉(Corcyra)这一次详细记载,并作长篇评说。更不必说作者讲述雅典人西西里远征的两卷书,笔调恢宏而悲凉,几乎就是充满政治与历史意味的巨幅油画。显然,全书不符合现代任何一种历史著作体裁,既不“完整”,也不“客观”,最好的评价是说它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更极端的否定则说它陷入严重的偏见与武断,深深笼罩于神话与悲剧的影响之下(典型代表如康福德[F. M. Cornford]《修昔底德——历史与神话之间》[Thucydides Mythistoricus,1907],有中译本,此书直到今天仍享有不小名声,不妨一观)。

霍布斯早就注意到修昔底德的史笔与众不同,在译序中除了推崇其史学成就至高无匹,还特别指出他的书写方法与众不同:其他史家也会有真知灼见,但往往直陈于纸面,读者“听讲”便可;修昔底德则似乎只是站在一侧重现历史,罕有“旁白”,但与此同时,读者却被“请进”事件现场,公民辩论、街谈巷议、盟邦叛乱或决战现场等等,顺着修昔底德的指引,逐一观察而得出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史书是一本静止的教材,那么他的书则是一场能动的教育与历练,所获得的将是政治行动者的洞见,对应于书中场景来说,那就

是写给将军与政治家看的。

要论客观,那他的书当然是但却不仅仅是客观研究,而是研究之后的生动讲述。不妨类比说,客观研究的成果,是发掘出某一段真实历史的“巨石”,虽则客观,但浑然莫辨;出色史家则能在这块巨石之上,描画出若干生动影像与重大事件;但修昔底德则目光锐利,手持刻刀,乱石纷纷之余,呈现于世人的是一件巨幅历史石雕——坚硬而突出的历史事实,以及事实所讲述的深刻政治意味。

现代学界在历史编撰学方面的争论素来兴盛,在此简举三例。一是约翰·芬利(John H. Finley,注意不要与另一位著名古代史学专家摩西·芬利[Moses I. Finley]混淆),其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1942)与续作《再论修昔底德三篇》(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1967),某种意义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承接现代早期修昔底德研究者的主要论题与成就,同时又有重要研究推进,深深启迪了当代学者。第二位是法国学者罗米莉(Jacqueline de Romilly),其论著《修昔底德的历史与理性》(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1956;英译本则为The Mind of Thucydides,2012),深受芬利启迪,在核心观点上强调,修昔底德之书既是一部基于理性研究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写作艺术的论著,它所尝试提供的教益并非完全直述于文字,而是隐含于他对不同事件的详略处理与精心章节安排,以及充满修辞乃至审美的文字书写。该书一出,即引领一时风潮,甚至直到今天。第三位代表可举霍恩布勒尔(S. Hornblower),在前文已举大型评注外,另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1987)一书,仔细论辨修昔底德书写中的演讲辞、证据使用与论证、观点的表达方式等等,卓然大家之作,不容错过。以上三位学者论著可堪代表。

历史问题研究

修昔底德宣称他的书,非为愉悦时人而作,而是要成为一项“永久财富”,对于探寻这项财富,以上文本阅读与历史编撰学都只是预备,而实际的探宝之旅——修昔底德所谓借以确切知晓“过去之事”即所书写的这段战争历史,并能清楚判断人类还将一再出现的类似之事——则要进一步依赖于历史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可以说,从历史问题研究开始,修昔底德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就一步步到来。

既有研究可举四例。一是前文已提及的法国学者罗米莉,在此可举她的《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1963;法语原版,1947)。作者基于深厚学养,同时在历史编撰学、历史问题研究,甚至包括政治哲学三个层面上,综合处理了修昔底德在思想维度上与雅典帝国的复杂关系。该书近乎“终结”式地解决了德国学者自19世纪以来反复争论的所谓“修昔底德成书问题”(Die Compositionsfrage),经综合论证后提出,修昔底德在前期可能是在分段写作与整理资料,但在战争于公元前404年结束之后,他就获得一个明确判断整场战争的时间基点,从而能更清晰更精确表述此前对战争各个关键问题的理解与判断,但他的思想总体上是坚实的,理性的,前后一贯的,全书应当被看作是完整一体的;基于这一结论,作者认为修昔底德对于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在全书是统一的,并且对于笔下的历史人物,修昔底德以底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为政治家的理想型,并几乎完全认同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帝国身上奉行的理想与政策。也许我们并不全部认同作者把修昔底德等同于伯里克利的雅典帝国主义,但全书论证详实,无疑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入阅读理解修昔底德。当然全书通篇大量引用古希腊文,读者若有一定语言基础或者精通,阅读中就会更为流畅愉悦。

其次可举卡根(Donald Kagan)及其四卷本“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969; 2. The Archidamian War,1974; 3.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1981; 4.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1987),探讨论证与史实重述合二为一,非常值得一读。其中第一本最为引人注目(有中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全书都在与修昔底德争论,何为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这场战争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他的观点集中来讲就是,在修昔底德所述公元前431年—404年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还有更早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1年—445年)”,其终结就是雅典与斯巴达双方于公元前446年达成一项三十年和约,斯巴达据有陆地,而雅典占取海洋,双方达至平衡而为和平奠定基础;其后的公元前445年—431年,雅典并未寻求大规模扩张,双方平衡没有实质改变,和平仍可持续,战争绝非不可避免;真正引起纠纷导致最终打破平衡的,不是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反倒是那些具体原因,比如科西拉、科林斯、麦加拉(Megara)等城邦的相关系列事件,修昔底德所谓“根本原因”在此并不存在。可以说,卡根与修昔底德的这一场争论,很值得讨论。

在此对卡根本人不妨加注一笔“外史”,他在这四卷本的扉页上反复题献给他“最棒的儿子”鲍勃,这也就是颇得大名的,广泛活跃于美国政界、智库与媒体专栏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同时被题献的另一位,亦即这位罗伯特的兄弟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Kagan),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史教授,现供职于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美国,基础学术与当前政治之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第三位要举出的是历史学家圣科瓦(G. E. M. de Ste. Croix),在修昔底德研究上也以探讨战争的原因而著名,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972)以修昔底德为最可靠的史实来源,反驳所谓这场战争的挑起者是雅典的流行看法,严密论证认为斯巴达才是这场战争的挑起者,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修昔底德明确记载,斯巴达人自己就认为没有遵守和约,没有接受雅典提出的仲裁来处理纠纷,相反投票决议发起战争,并最终因为派娄斯(Pylos)之祸而自责不已。圣科瓦身上左派史学特征鲜明,他也以研究希腊民主与阶级问题而闻名。

最后一位想举出的学者是卡莱特(Lisa Kallet),代表作是前后篇的《金钱、耗费与海军:修昔底德历史前五卷研究》(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 History 1—5.24,1993)与《修昔底德笔下的金钱与权力腐败》(Money and Corrosion of Power in Thucydides: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and Its Aftermath,2001)。在此列为第四位,与其说是因为作品的突出学术地位,不如说是因为论题与研究方式的稀缺。现代学者一直批评修昔底德在战争与政治之外,少有关注财政等经济史实与数据,而这种缺失对于现代政治研究来讲难以想象且不可接受;同时新近出土辨认出的铭文上,载有许多雅典帝国财政数据,与修昔底德史书不合,或为史书所缺,如古代经济史名家摩西·芬利就批评这是“惊人的缺失”。卡莱特这两本书开宗明义,要仔细考辩书中的数据问题,为修昔底德正名。

当然历史研究类作品远不止此,事实上其数量在修昔底德研究中也最多,读者不妨借助书中引注与索引自行前进。

国际政治研究

历史研究中广泛讨论的战争原因、雅典帝国、城邦联盟、海军财政等等议题,这些议题很容易就为国际政治学者所接手,可以说,修昔底德这部历史的核心就是一部国际政治史,书中人物的演讲、行动、希望或者恐惧,都无一不是国际/城邦间政治,或至少深深受影响于这一政治。而且学者也普遍认为修昔底德率先开创了国际政治研究,在此之前我们还找不到一本书,能拥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国际政治洞见。

但遗憾的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称引修昔底德虽最为频繁,但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广博不如历史,深刻不如政治哲学。就拿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来讲,据说借助译本通读全书而作深入研究的人,也远比想象要少得多,通常专业课程上选择章节来代替全貌。其“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李代桃僵,混淆修昔底德本人与其笔下的雅典人,典型例证如著名的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论及现实主义原则与权力时,有两处引用指名源于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出于古希腊的经验而声称,‘无论是城邦还是个人之间,相同的利益才是那最可靠的联结纽带’”(Politics Among Nations,5th edition,New York,1978,pp.8-9),“‘对于诸神我们所确切知道的,’——在此引用修昔底德——‘而对于人类我们则确信无疑的是,但凡能够,他们就会施加统治,这是出于他们自然本性的必然铁律。’”(ibid.,p.38)但实际查证,前者出自书中科林斯使节在斯巴达联盟大会上的讲辞,后者则是弥罗斯对话中匿名雅典使节的妄语。可见,最大多数时候我们所以为的“修昔底德现实主义”,实际不过是书中雅典使节或其他什么人的论调,这与修昔底德本人岂能简单混同?

但无论如何,国际政治学者对于修昔底德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往往最为敏感。20世纪以来,前有两次世界大战,后有漫长的冷战,在这种战争恐惧之中,人们比以往更多地重读、讨论修昔底德,在今天则因为类似的担心而再次予以热切关注。但要列举这一领域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却令笔者颇为尴尬,其一,完全集中研究修昔底德并呈现为大部头专著的作品很少;但,其二,修昔底德的影响力却又遍布20世纪以来重要国际政治学者,尤其现实主义学者,举凡较早的卡尔(E. H. Carr)、阿隆(Raymond Aro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到晚近的基欧汉(Robert Keohane)、奈(Joseph Nye)、沃尔兹(Kenneth Waltz)、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则无一不在论著中直接或间接述及修昔底德,如果一一列举,文献数量势必又过于庞大;其三,国际政治领域对修昔底德最为敏感,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他的阅读与研究者并不限于学院派,甚至应该说首先是实际的从政人物,比如前面

所举历史学家卡根就在一篇论文中把基辛格与修昔底德类比,又如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鲍威尔据说就在办公室悬挂修昔底德警句,而这种影响最可能源于西点军校或海军战争学院的修昔底德课程教学。如果勉为其难,权作抛砖,则只好“以偏概全”试举文献如下。

第一种可说是完全处于冷战时代——弗里斯(Peter J. Fliess)所著《修昔底德与两极国际政治》(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1966),作者虽声明类比历史容易导致许多误解,但不妨暂借两极时代的国际政治关切,去探索分析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战争与政治,他的这一尝试在当时得到诸如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国际政治学者怀特(Martin Wight)等著名学者的支持。第二种是一本新著,《修昔底德论战略》(Thucydides on Strategy,2010)由来自希腊的长期从事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的学者普拉蒂阿(Athenassios G. Platias)与人合著,该书一方面盛赞修昔底德创发了“战略”这一概念,可与中国《孙子兵法》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媲美,另一方面出于现代战略的关切,试图从修昔底德书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战略原则,这对于相关思考颇具参考价值。

接下来是三本文集。一是勒博(Richard Ned Lebow)与人合编的《霸权对抗:从修昔底德到核武时代》(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1991),该文集源于1988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旨在凝聚历史与国际政治两类学者共同探讨修昔底德,参与者不乏名家,比如古史专家康诺(W. R. Connor)、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名家吉尔平等,正如编者导言所称,文集作者们没有谁指名当代,但所有人都借助修昔底德来反观现在,他们的学术视野紧密关注着今天的现实冲突与本质动力。该册可谓冷战结束前夕学者们充满现实政治意识的修昔底德研讨结集。第二本文集是事隔24年之后即2012年又一次历史与政治学学者交叉研讨后的论文结集,由陶尔(Christian R. Thauer)与人合编,分为上、下册先后出版题名《修昔底德与政治秩序》(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Order,2015,2016)。最后一本文集是古斯塔夫森(Lowell S. Gustafson)编辑的《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理论:一项永久财富》(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Lasting Possession,2000),这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集,由诸多著名学者参与,论题集中了修昔底德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地位、民主政制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关系、权力与道德、伯里克利问题,以及美国与雅典的对比讨论等等。

最后举出一本以作为本部分的结束——约翰逊(Laurie M. Johnson)所著《修昔底德、霍布斯以及对现实主义的解释》(Thucydides,Hobb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1993),该书批评国际政治学界滥用修昔底德,指出许多引用不过是寻章摘句,甚至张冠李戴,以书中人物代言修昔底德,并且在思想源流上混同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作者从“人性”、“正义”以及“领导权与政制”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两位思想人物的具体差异,以此“警醒”学界慎用修昔底德,实际上是一部面对国际政治学界而作出的出色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哲学研究

修昔底德之作,固然是一部历史书,也是一部国际政治研究,但还非常“哲学”——同类作品中还从未有过一本具有如此鲜明的哲学性格,它完全可与柏拉图许多论题相互阐发,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开创性人物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具有紧密渊源关系,毫无疑问,政治哲学研究是理解修昔底德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不承认是最重要一环的话。笔者最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修昔底德与其他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之间,如果有“对话”,他们可能交谈些什么;二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学派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当然,这两个方面彼此交汇很多。

伟大人物之间的对话,总是引人入胜的,如果修昔底德“受邀”与伯里克利、柏拉图对谈,或者后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来读修昔底德,会让我们捕捉到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

首先,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的思想关系复杂,甚至令人疑惑,比如他们是否同样认可雅典及其帝国?这个问题也是争论已久,前文“历史问题研究”部分所举《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由法国学者罗米莉写于1947年。此外还有以下两本新作值得关注。一是福斯特(Edith Foster)的《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以及伯里克利式帝国主义》(Thucydides,Pericles,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2010),该书力驳前人把修昔底德思想等同于伯里克利雅典帝国主义的观点,证明指出,修昔底德在战争历史叙事,与通过演讲等构建的人物角色伯里克利这两者之间,是明显保持有张力的,举例来说,历史叙事所呈现的雅典,与书中人物伯里克利所展现或所追求的雅典,二者是很不一致的,而这种不一致很值得推敲。二是泰勒(Martha C. Taylor)《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观念》(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Idea of Athen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2010),也努力证明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不完全认同,要点之一即伯里克利以海军及海上为雅典根本,但修昔底德书写的历史却时时呈现雅典城以及所在地阿提卡地区(Attic)对于雅典更本质的意义。应该说以上这三本书很有助于我们推进对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复杂思想关系的解答。

其次的“对话”是修昔底德与柏拉图,他们二人迥异之程度,甚至称得上是哲学的两极,对此最著名的评论莫过于尼采:我的重生,我的偏爱,医治拯救我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直是修昔底德;面对现实,柏拉图胆怯退缩了,于是他逃入理想,修昔底德则控制住了自己,从而也掌控了现实。但同时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又有许多议题重叠,比如雅典使节在斯巴达的演讲中说,雅典追求权力与帝国不过是遵循了人类通则,又如雅典人在与弥罗斯人对话中说,强者统治而弱者屈服;而同样的

伟大人物“对话”外,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修昔底德研究。可以稍带夸张地说,当前对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研究几乎就由施特劳斯率先开启,并且这一领域几乎就是其学派的“天下”。

施特劳斯作为开启性的正式著作是两种,一是《城邦与人》书中的第三章“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战争’”(“III. On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The City and Man,1964),二是论文“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Gods in Thucydides’ Works”,in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1985; 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此外还有两种身后面世的书面资料:演讲稿“修昔底德与政治史学的意义”(“Thucydides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History”,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1989; 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修昔底德研讨课文字纪录(1962年)与音频纪录(1972—73年)(Leo Strauss Center,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page/2/0)。

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处于他本人整个的哲学之下,为应对现代理性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思想危机,施特劳斯回到古代希腊,致力于恢复“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以作为解决良方;其中修昔底德所呈现的“前哲学”的,亦即本然样态的、实际的政治世界,为寻求古典政治理性提供了最好出发点,这个实际的世界,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也是一个帝国压迫与反抗或屈服的世界;克服这一“残酷”世界的办法,并非是今人一再称引的以雅典人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而是修昔底德式的智慧与这种智慧之下产生的人道——在政治的地基上,对人之为人所能达到的高度的观察,对人之必然限度的清醒意识与适度防范,以及对政治之无可消除的悲剧性的某种程度的减缓。这一切,施特劳斯称之为修昔底德式的政治理性主义,一种近乎从奥林匹亚诸神的高度俯看人类政治世界的智慧。并且修昔底德的书写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实践性”的教育过程,正如霍布斯所率先指出,读者被请入政治现场,随着修昔底德的指引,以一种情景代入的方式,在智识上重新经历这一场最为政治的历史过程,从而去接近这种智慧与人道。

施特劳斯的这一解读,最好继承于欧文(Clifford Orwin)所著《修昔底德的人道之维》(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1994),该书可视为“开山者”之后最重要代表作。该书论述更为精详全面,尤其更为详尽论证呈现书中人物狄奥多托斯(Diodotus)与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认为可作为修昔底德式的智慧与人道,亦即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

此外该学派还有众多成员发表有重要论著,试按主要议题举要如下:

1、雅典与帝国主义问题  比如布吕尔(Christopher Bruell)“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Thucydides’ View of Athenian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8,No. 1,Mar.,1974);福德“修昔底德论雅典帝国主义的成因”(“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0,No. 2,Jun.,1986)。

2、“问题青年”亚西比德  比如福德《统治的热望》(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1989;有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0年);帕尔默“亚西比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僭政问题”(Alcibiades and the Question of Tyranny in Thucydide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15,No. 1,Mar.,1982),《荣耀之爱与公共善》(Love of Glory and the Common Good,1992)。

3、修昔底德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  如阿瑞兹杜夫(Peter J. Ahrensdorf)“修昔底德对现实主义的现实批判”(“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Polity,Vol. 30,No. 2 Winter,1997;有中译,见拙编《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福德“国际现实主义与政治科学: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与新现实主义”(“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ucydides,Machiavelli,and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1995;有中译,同上编)。当然实际议题远不止此,还有比如正义与虔敬、城邦与民主政制、党争、雅典瘟疫等等,读者可以根据已列举文献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找。

论题可以见于《理想国》开篇的智者“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的主张,或《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所谓强者应当统治的论调。柏拉图《会饮篇》提出的“亚西比德问题”,则完全贯穿于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前后。可以说,对比讨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总是开启无限的思想空间。

事实上,对比讨论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常见于许多政治哲学著作,这里权且列举格雷纳(David Grene)《古希腊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所呈现的人》(Greek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1965)。修昔底德以极为现实的笔调呈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准确说呈现了处于希腊史上最重大战争中的雅典与雅典人;相比之下,柏拉图几乎只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尾声,但令人惊异的是,柏拉图对话几乎只是对自己前28年所经历的雅典的“回忆”,这在时间范围上就与修昔底德高度重合。格雷纳这部书即从二人两种不同纬度入手,去呈现那个曾经的雅典,那个最为政治的政治世界,从中考察人之为人、人与政治的问题,极富启发意义。

近代而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霍布斯与修昔底德。霍布斯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前有一个著名的“致读者”,当中他举修昔底德为历史写作的最好代表,正如荷马之于史诗,亚里士多德之于哲学,德谟斯提尼之于演讲;并且重述修昔底德认为,历史之教就在于取知识于过去,持审慎于当下,有远见于未来;当然还有如前文讨论写作方式时所说,霍布斯首先指出修昔底德史书是一种“现场教育”。最深的影响痕迹,则莫过于《利维坦》中说,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源于:利益竞争、安全恐惧与荣誉追求——这三种原因的列举直接借于修昔底德的书。对于霍布斯与修昔底德的思想关系,我们可以很好地参考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1996;有中文版),尤其“第六章  历史”。

关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德,素来令人怀疑二者更有直接关联,因为观感上二者太相近了,现已有学者考察证明,马基雅维利关于历史的观念受惠于修昔底德,并有直接的文本承袭可以为证。但,虽然如此,二者却不能等同,同为“现实主义”却有重要的差别,这方面就笔者所见有两篇论文值得推荐:1、福德(Steven Forde)《现实主义的多种样态——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Varieties of Realism: 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54,No. 2,May,1992); 2、帕尔默(Michael Palmer)《德性之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德的差异——修昔底德的传统德性与政治智慧》(“Machiavellian virtu and Thucydidean arete: Tranditional Virtue and Political Wisdom in Thucydide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 51,No. 3,Summer,1989)。

补充与结语

以上分门别派式的文献举要,好处是快速了解大致门径,坏处是易陷于某种学派“家法”,使用者还当以博通为要。

另外,举要就难免遗漏,笔者必定也有武断。作为小小补救,最后不妨再加几种研究手册或综述式文集,以有助于通览全貌。1、前后相继、跨度近乎80年的两本文集,选编相应时期的优秀论文:赫特(Hans Herter)编《研究之路第九十八辑:修昔底德》(Wege der Forschung Band XCVIII: Thukydides,1968),收集的是1930—1965年德语学界的论文;瑞伽科斯(Antonios Rengakos)与人合编的《布里尔研究指南——修昔底德卷》(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2006),择优收录1966—2006年期间论文;2、克里斯蒂娜·李(Christine Lee)与人合编的《研究手册——后世对修昔底德的接受》(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2015);3、巴洛特(Ryan K. Balot)等三人合编《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德卷》(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2017)。此外还有数种,兹不尽举。

这篇小文,虽为区区举要,零敲碎打竟也耗费多日,除却愚钝不计,也想借此大致清理所知文献,或于同行者不无助益。其中错漏当所难免,尚求方家斧正。

通读修昔底德委实不易,深入研究则更为繁难,但努力之后的收获必定是巨大的,霍布斯推修昔底德为史学第一人,后世史家巨擘如麦考莱、兰克等人更是异口同声,认为两千年之下没有第二人,更何况修昔底德兼具卓越国际政治眼光,与深刻政治哲学洞见,能契合于任何重要国际政治时代尤其当今时代,如果竟然错过,还有什么更大的遗憾呢?(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