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学的诞生顺应了中国崛起进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意义重大。周边学的建构应具有自洽的逻辑体系和扎实的学理基础，而在其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过程中，中国学应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和依托，位居其理论的内核。
中国学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受篇幅限制无法一一论及其与周边学的所有关系，这里仅择其要而略做一简述。
发现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一样，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东西方也存在明显差异，形成了各自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偏好。
但要发现中国和真正地认识中国，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却十分艰难的事情。如同西方像油画，因其客观性和写实性而容易被认识和把握那样，中国则更像是水墨画，因其崇尚写意，追求意境（或更像是经络和气）而难以把握和驾驭。
为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一定能读懂中国，恰恰相反，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的发现和认识还只停留在表层或中层，并没有发现深层处的一个作为体系和方法存在的中国。对中国的认识和发现，需要借助学科的力量，这个专门的学科就叫“中国学”。
所谓“中国学”就是关于中国的学问。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与“美国学”、“法国学”、“德国学”、“日本学”等一样，都是研究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历史、外交等问题的区域研究中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和学问。换句话说，是把一个国家的各个领域和各种问题的研究看作一个整体来做综合性研究，它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多学科、跨学科的。
但迄今为止的中国学长期漂流海外，成为各国研究中国的一门社会学学科。如最早将欧洲的汉学打造成中国学的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就率先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创建了美国的中国学，还有日本的世界中国学，法国的中国学，俄国的中国学等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因受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决定只能是他们眼中的中国，或失真，或变形，或扭曲，并非一个客观而真实的中国。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积极构建“本土中国学”（或“中国的中国学”）乃当务之急。本土中国学承担着找回中国，发现中国，进而重新认识中国和全面而完整科学地解释中国的时代重任。我们正在以中国学为学科依托，去发现一个真正的中国，从而构建我们自己的逻辑体系和话语体系。
概念
周边当是一个空间概念。对空间的一般定义是：物体存在、运动的(有限或无限的)场所，即三维区域，称为(三维)空间。这是东西方对空间的共同理解，构成了人类认知的共同基础。但东西方对空间的认识又是有差异的，西方语境下的空间，更多的是一种物理空间，融入了权力和利益，展开的是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国家利益之争——传统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对空间的扩展更多的是依靠武力和制度，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权力征服和制度驯服的进程。
中国或东方语境下的空间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空间，融入了关系和义理，体现了一种信任和情感，展现的是彼此和睦相处有序和谐的共存——“四海之内皆兄弟”则体现了这一点。对空间的扩展更多的是依靠观念，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内化进程，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进程。
因此，西方语境下的周边概念更接近于权力政治空间范畴，是一种物质或权力的自我建构进程；而中国语境下的周边概念则是一种更接近于关系的政治文化空间范畴，是一种观念与关系的自我建构的进程。前者重视权力的外扩，一种强权的征服，后者重视观念的内化，一种文化的感召。
内外
在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空间排序中，周边作为“新增项目”，并非是一个固化的终级空间指向，而是一个可以在大小之间自由转化的空间概念。如往大处走，则可达及“天下”，即由“中”转“大”；如往小处去，则可归结到“国”，再及“家”及“身”，即可由“中”而递减式地化“小”。不仅如此，它还能在“内圣外王”的逻辑延伸中，从有形的空间转化为无形的空间，也即最终会走向内心，进入到无形的心灵世界。
中国人对空间的诉求，首先从个体的内心出发，往往从修心开始，由内修心而最终转外再及身，心身的内外双修之后，再走向齐家，再治国，再平天下，即所谓的修齐治平的空间伸缩与扩展。在心的内部世界和身家国天下之间，有一个内修与转化过程，内修的深浅决定了向外转化的成功与失败，即所谓的先内圣而后外王，没有内圣的修炼就无法实现外王，达至外部空间的最大化。因此，尽管周边是介于国与天下的中间空间概念，但这种作为中级单元的外部空间建构在原理上与其他空间单元的建构是一致的——取决于内修的成功与否。
可见，中国语境下的空间是一个内外互动、由内而外的自然转化的过程，追求着内在与外在的高度合一与完美统一。在此转化过程中，又往往是内大于外，也即心大于物，内决定外；心的世界有多大，外在有形的空间世界便有多大。周边只是一个由内而外、由小到大可畅通无阻的空间通道中的一环而已，一个曾经被忽视而今却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此，周边作为修齐治平的一个外部“新增项目”，应该关注“融”，要跻身传统的空间系列而达致“修齐治融平”，以确保传统与现实在逻辑上的一贯性；而为了更好地“融周边”，则要不断地加强内修，只有练好内功，才能经营好周边。
近代以来，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国势衰微，内功尽废，谈何周边学！现在，中国崛起了，虽已具备了关注周边与世界的物质性的基础与条件，但中国的“内功”要支撑中国的“融周边”，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还需要在内功的修炼上再加大力度。具体而言，中国不仅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和军事强国，同时也要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成为文化大国，成为善据道义制高点的仁慈国家，才具有“融周边”的强大能力和魅力。
观念
与西方物质本体的权力政治空间的打造往往诉诸于物质力量，侧重于对行为的外部硬约束之不同，中国往往以观念为本体侧重对文化与关系政治空间的打造，更多地是诉诸于伦理规范的力量，侧重于对行为的内部软约束。因此，在中国的逻辑体系中，相对于西方的物质本体，更偏向于观念本体。
所谓本体性地位，并非排斥物而独尊心，而是心物合一，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紧密与不可分割，但在心物合一的关系中，人（心）居支配地位，决定了外部的世界（物），物质空间因此是观念转化或内化的结果，即空间的扩展不是以物质力量如武力迅速外扩的结果，而是由心及物，由内而外一点点内化的产物，物质空间是精神空间的外部形态，精神的大小优劣决定了物质空间的大小与存续，心有多大，周边世界就有多大，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推进程。
因此，周边学与西方地缘政治注重地理形态和物质力量结构不同，不仅具有超越地理形态的超时空特点（既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周边，也可以是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周边和精神周边），而且也具有与西方地缘政治重视甚至强调对外扩张相反的功能——内化。即中国的“融周边”，或对周边空间的经营不同于西方式的扩张和掠夺，制度性的统治与支配，而是观念合一，精神一致，价值观趋同，文化融合，只要打通了观念和精神世界，外部的物质空间自然一体。这就是一带一路倡仪中所强调的五通中的“民心通”。
确立人在周边外交中的主体地位，加强人文交流，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是周边学所要关注的重要手段，也是扩大与周边人文交流的主要路径。
想象
“融周边”就是要学会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彼此关系融洽合一。而关系则有契约关系（制度），也有基于情感与伦理亲情纽带基础上的缘关系。前者以西方为主，后者以东方为多，显示了不同的学理路径。
“缘”，也指“缘分”，最初是佛教的一个宗教概念，泛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命中注定的无形的连接或遇合的机会。缘是东方人际关系模式的总体原本，它不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规定，是一种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人际关系的“为什么”。“缘”的核心是指人与人，人与物彼此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和联系，这种关系和联系，是两个以上行为主体，在情利结合，以情为主的基础上，相互承认的，根据双方共同具有的特殊认同感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正因为感情纽带是它主要的基础，因此“缘”具有特殊的认同感、亲近感、信任感和亲密感，它比契约关系内涵具有更丰富、更情感的含义。
基于缘的想象，可以塑造彼此，可以拓展空间，可以建构身份，可以构建共同体。这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叠之意和异曲同工之妙。
缘是一种现实存在，源于最纯朴的血缘或亲缘，以及由此而递延的地缘、神缘、业缘、物缘等；缘是一种想象，以多缘为支点可以形成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劲的关系纽带，和覆盖面巨大的网络；缘也是一种认同，基于缘而展开的想象，具有潜移默化的认同作用，可以赋予彼此以某种身份，形成以缘为基础和纽带的巨大认同，形成共同体意识。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物的往来首先是基于人的交往基础之上，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而衍生出的各种“缘脉”早就把彼此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两国人文交往交流的历史与文化依托，如何激活这些传统的资源，赋予其新的生命活力，让各国之间对彼此关系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充满想象和期待，应是周边学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