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协办、印度研究中心承办的“变革中的印度”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发改委、上海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亚太研究院的专家，我校印度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吴永年教授，陈金英副教授，Indira Ravindran 及印度语专业教师章雨桐老师就当前印度经济、政治、社会及对外政策等领域发生的变革进行了研讨。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出席了开幕式，并就印度研究的重要性及未来研究领域做出了指示。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对此次聚焦于印度自身发展的研讨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瑞峰先生出席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并向我校印度研究中心赠送了书籍和研究资料。
本次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印度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改革。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司的助理研究员毛克疾认为，当前印度经济中市场驱动型产业发展最快，例如手机和家电行业。莫迪政府为推动印度制造战略，未来可能会在各行业充分产业政策手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刘宗义认为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效果整体上是不错的，尤其是在三年内完成商品和服务税改革。但是印度经济转型的成功应该是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而不是依靠一个更具战略而非经济概念的“印太”战略。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迎虹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征地制度。他从粮食安全、效率、公共利益、土地赔偿、土地资本化、多方面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征地政策和实践。他认为当前印度大规模工业化征地问题的瓶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研讨会的第二个主题是印度的政党政治和基层治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陈刚认为印度基层治理中的潘查亚特制度在促进村民参与地方事务、表达诉愿、更好改进公共服务、推动乡村公共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但是财力不足、邦一级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代表参政能力等降低了潘查亚特制度的质量。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教授陈金英研究了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家族政治现象。她发现印度政坛上至少有15个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家族，28%的邦一级政府首席部长来自某个政治家族。议会拥有6个席位以上的政党中，一半以上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政治家族手中。从内部来看，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印度选举政治中盛行的庇护主义和身份政治。而在外部来看，政党的组织建设水平是关键。因而组织建设水平更高的左翼共产主义政党和有着强大外围社会组织的右翼印度人民党较少受家族政治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黄玉琴比较了中印农村地区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与婚姻实践。她发现，中印两国都面临新娘短缺与其他人口和文化社会经济过程（远程劳务移民、经济地位、地方婚姻的文化规范、地区差异）相结合以塑造当地的婚姻习俗的现象。相对于中国农村，印度农村的年轻人面临更多的制度障碍（种姓和地区差异）。
研讨会的第三个主题是印度的教育及水资源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讲师章雨桐介绍了当前印度的教育现状和问题，认为教育中存在城乡差距扩大、男女比例不平衡、种姓保留政策受惠人群教育不达标、教育投入和绩效不一致等现象，政府教育支出很大部分被贪污以及师资匮乏问题严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张金翠介绍了印度国内的水资源状况。她指出印度的主要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印度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则是在工农业中推广节水增效技术、兴建更多的蓄水坝、缓和国内水争端、加快推行内河联网计划并管控国际水争端。海南亚太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金鹏分析了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中印关系，指出中印跨境水资源争端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一方面涉及水资源的分布和利用，另一方面又涉及两国在喜马拉雅山东脉的主权争议。
研讨会的第四个主题是变革时代的印度外交。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民旺从中国人的视角分析了印度的印太战略，认为到目前为止印度成功的让中国以外的所有大国承认了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特殊角色。印度跟其他所有大国军演的地理位置选择、印度和其他国家达成后勤保障协定均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含义，但海军投入严重不足是其印太战略的障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学堂分析了当前印度外交的新动向，认为自洞朗对峙以来，印度外交风格更加稳重与成熟。这表现在印度调整了自身与周边国家及中美俄等大国的距离。印度一方面企图利用中美贸易战，争取最佳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不加入美日印澳同盟，抬高美国对其遏制中国的期望。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教授认为当前印度外交表现为五个趋势：等距离外交，即和各大国都发展密切的关系，尽管其性质不同；从不结盟到重点发展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外交政策制定模式从自下而上的官僚模式向自上而下的政治家模式转变；从被动外交向积极外交转变；从放弃世界大国梦想到重新追求大国地位转变。
研讨会的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的编辑毛悦介绍了该刊近年来在刊发文章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变化。她重点强调了作为一本具有鲜明区域研究特色的杂志，《南亚研究》自2014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和主流学科之间的对话，刊物的政治学学科属性明显增强。
（供稿：印度研究中心叶嘉雯、方乾妞、李联营、徐伟杰、翟阳）
